《美国悲剧》中克莱德形象的悲美维度

《美国悲剧》中克莱德形象的悲美维度

作者：刘海奋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9期

注：本文系2013年延安大学专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ds2013-26。 摘 要：德莱塞在其长篇小说《美国悲剧》中以坦诚、大胆、细腻的笔触，将主角克莱德的命运安排在“美国的悲剧”中展开，使得克莱德形象不仅是作为文本传承故事情节的人物形象，更是由特定社会地位和生活遭际所表征的悲剧形象，蕴含着深厚的悲美之维。 关键词：美国悲剧；克莱德；悲美

作者简介：刘海奋（1979-），女，陕西佳县人，延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02

《美国悲剧》是美国写实派作家德莱塞的代表作，其成功塑造了克莱德悲剧形象，反映出以克莱德为代表的普通大众的悲剧命运及大众所追寻的美国梦的悲剧性质。克莱德性格形成、命运发展的矛盾冲突，在故事情节的险象环生中，显现着其人物命运的悲美维度。

首先，克莱德悲美形象在落魄的居所与虚妄的宗教挤压下激发。克莱德及其家人居住的传道馆不断激活克莱德悲剧命运的生长因子。传道馆建在狭窄且破旧的巷子，是一所褪色泛黄的木质平顶房屋，窗户色彩衰败，门头上方却写着：“希望之门”。然而，这里俨然是贫穷的宗教人士和克莱德生活苦难的来源，也是触发克莱德要超越现实局限的“贫困之屋”。家中断炊时，克莱德仍然被家人要求，上街吟诵赞扬上帝的诗歌。克莱德被迫萌生逃离这破旧、滑稽而又卑贱的虚妄境遇的念头。当他终于离家并得到一份卖汽水的工作后，克莱德才清醒，他所获得的工作只是勉强在社会边缘保障日常生活的救济。美国社会凭借财富寡众为衡量标准的人生价值判断，令克莱德把全部希望寄予做大生意的富豪亲戚。他特意规划去攀附亲戚家——阔气的别墅，总体上呈现英格兰式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且配有私家车库和观景专用喷泉。尽管政客们“大肆鼓吹，极力神化美国社会的优越性”[1]，而事实上，少数百万富翁的奢侈生活和广大劳工的穷苦生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富贵和尊卑的双重压力迫使克莱德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因此，竭力挣扎去超越落魄的居所与虚妄的宗教，造成德莱塞悲剧人生的现实起点；而争取更多地占有财富的目标成了克莱德悲剧命运不断生发的动力渊源。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其次，克莱德的悲美形象在黄粱美梦的欲望贪婪之中幻生且幻灭。当他认识到卖汽水无法发财暴富时，克莱德的富豪亲戚也并未给他赐予足以改变厄运的希望。因此，克莱德苦苦寻找，才最终在堪萨斯城最为豪华的酒店当起了服务生，做了一场异想一夜暴富的“黄粱美梦”。在酒店，克莱德“脚下是柔软的棕色地毯，两旁是柔和的奶油色墙壁，嵌在天花板里的则是雪白的滴溜滚圆电灯......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达到了至美境界，显示了那么一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53） [2]而且 “总有笙歌弦乐的声音……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40）。这一切奢华和安逸的典范景象促使克莱德坚信他的梦想就要实现。

酒店和奢华的贵族生活令克莱德美梦当真地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当服务生期间奢靡的堕落，让他逐步背叛了宗教生活的清规戒律，转而甘愿体验伤风骇俗的物性本能。如此荒唐的白日梦和虚荣只能铸就其不断掏空生命本能来充塞内心惶恐的低层次的生理满足而已。因此，酒店的黄粱美梦令克莱德忘却了宗教的信念，也令他童真消失殆尽，道德防线彻底垮掉，步入对欲望贪婪无尽而幻生、幻灭的悲剧人生。

再次，克莱德的悲美形象在凄冷的机器与伪善的情缘之间刷新。偶遇叔叔，即拥有一家衬衫公司的老板，克莱德历经苦口婆心的说服才被安排在他的这家企业工作。在这所现代厂房里，生硬而严酷的管理模式仿佛要让时间来吞噬全部的劳力，权力化身为时间的单位操弄和摆布工人们的命运，克莱德当然已身陷其中。进入工厂一楼，防缩车间的工人“低三下四、更加狡黠、更加愚笨......说真的，不过是些机器罢了”（235）工厂对工人进行囚禁式的管理在德莱塞的内心矗立了无数台“机器”的凄冷意象。原本期望凭借企业老板这重亲戚关系，实现发财暴富的梦想，克莱德却未曾想到在这所企业干着全厂最繁重和脏累的体力活，凄惨地寄宿于破败的房屋，而赚到的收入却远低于之前酒店工作时的工资。

在资本浸透了的美国社会，凄凉的等级观念以资本为藩篱彻底隔离了人的情缘和血脉。克莱德的叔叔格里菲思只顾追求资本数量的无限扩充，恪守和宣扬社会阶层差异和等级制度，亲戚血脉也就自然沦陷在资本的“集中营”。在格里菲思的人生信念中，资本社会就“应该有一些高贵的社会阶层，好让低微的社会阶层渴求逐步得到晋升。”可见，在金钱社会，像克莱德这样的低层市民，根本不可能在偶然的机缘中直接跨入富贵名流，这种困难就如同围困机器的高墙一般成为资本坚不可摧的阻挡。凄冷的机器与伪善的情缘使克莱德的人生悲剧被不断地编织和刷新。

最后，克莱德的悲美形象在司法话语膨胀与生命尊严缺席之间定格。在其女友罗伯达不幸落水死亡后，克莱德随即被警察逮捕。在司法审判中，对克莱德的审讯演变成了克莱德贝尔纳普与梅森成两方代表敌对政党的利益的政治辩论。法庭以采信间接证据为支撑，通过证据推定的形式，强迫克莱德详尽解释其所展示的种种证据。由于克莱德无法合理辩解，法庭当众宣判其死罪，并使公众也相信克莱德犯有杀人罪行。原本自律的法律话语在政治斗争的巨型漩涡中不断异化性膨胀，克莱德式的人物被完全淹没在生命尊严缺席的悲痛境地。对克莱德而言，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庭是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获取政治资本的舞台[3]，而自己作为被告只是辩护律师话语权力的操控下进行法庭表演的“傀儡”。

克莱德在法庭上既无法依赖法律的公正，也无法依靠家族的支持。于是，“在真相或许能救他一命的情况下，”[4]他的律师们想出克莱德 “回心转意”的故事。但是，法庭是不相信克莱德这个“罪犯”会有良知的。陪审团弃证据于不顾，判定克莱德犯了杀人罪。可见，在美国的司法话语体系中，法律话语在语言符号自身的逻辑体系中推演，“以物质财富的拥有为判断标准”[5]注定了被告命运的悲剧性。至此，如同克莱德一般卑微的个体尊严在强大的美国司法话语序列中，因失语而缺席，其人物形象通过文本情景的悲剧结局而最终定格。

正基于此，作为悲剧形象的克莱德无法逃脱被资本网罗的命运。诚如恩格斯所言，悲剧就是人的需要与这种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克莱德无法超越修道馆的“贫困之屋”，落叶归根，在其父母的传道诵经中，别离了冷漠的社会，留下了令读者许久不能抚平的悲剧之维。 参考文献：

[1]黎裕华，吴定祥.从美国的悲剧看德莱塞的现实主义[J].长春：电影文学2010（1）. [2]德莱塞.美国悲剧[M]潘庆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3] Trigg，Sally Day. Theodore Dreiser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An American Tragedy[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0 （22， 4）.

[4]Lehan，Richard. Theodore Dreiser： His World and his Novels[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1969： 151.

[5]赵丽红，闰桂娥.解析美国悲剧中消费主义的社会层化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