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室艺术品反映的汉代农耕文明初探

汉代墓室艺术品反映的汉代农耕文明初探

作者：刘峻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3期

摘要：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砖石和陶明器，是汉代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产物，具有特定的艺术功能，也是汉代艺术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内容。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山西、浙江、云南、内蒙等地。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农业题材的有农业技术、农具改良、普及牛耕、水利灌溉、粮食加工。畜牧和养殖等。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汉代艺术风格特点和农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直观和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汉代；墓室艺术品；壁画；画像砖石；陶明器；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K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3－0132－05

汉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汉王朝建立后，承秦制，实行集权，吸取了秦王朝“以吏为师”、横征暴敛而亡国的教训，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盐铁专卖、罢兵屯田、改革农具、兴修水利、奖励牛耕等措施，使农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天下殷富”。政治上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为而治”、“百家交融”的思想。使得社会稳定，各民族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空前活跃，开创了热情奔放、活泼浪漫、不拘一格的艺术盛世。由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伦理道德提倡以“孝”为首，产生了“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现象，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因之厚葬之风盛行一时。无论豪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竭家所有，为父母或自己营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壁面上，大量绘制、雕刻象征生前权势、威仪、富裕生活及各种神灵怪异形象；在墓室内放置象征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所需物品的明器。它们既是汉代艺术风格特征的见证，也是汉代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目前已发掘的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砖石和陶明器，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汉代墓室艺术品的分析，并结合有关资料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初步探讨汉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一、汉代墓室艺术品的风格特点

(一)墓室壁画

汉代宫殿寺观壁画盛行，图案精美，气势恢弘。只惜代久年湮，几无遗存。好在墓室壁画较多且完整的保留于世，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日的盛况。据统计，20世纪在辽宁、河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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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东、山西、江苏、内蒙、陕西等地发掘汉代壁画墓50余座。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大。主要内容有：(1)庄园生产活动场面，如农耕、种植、收获、桑园、放牧射猎等；(2)仕宦经历、车骑出行等；(3)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4)宣扬儒家圣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的故事等；(5)神话故事；(6)祥瑞图；(7)日月星宿等。这些画面多以线描染色为主，构图完整，并且错落有致，极富于动感与韵律感。

(二)画像石与画像砖

汉代画像石或画像砖通常是用于墓室的门、立柱、壁面、棺椁等上的雕刻装饰。迄今发现的画像砖石总数已超过一万多块。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四川、浙江、云南等地。题材非常丰富，与墓室壁画内容极其相似。画像石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浮雕形式，以刀代笔，或阳刻，或阴刻，或二者结合。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而成，也有在砖上刻出纹饰并施以红、绿、白等颜色。多数为一砖一画，或一砖两画，或多砖一画。画像砖石是雕刻和绘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其轮廓粗放，自然平实，充满了篷勃旺盛的生命力。

(三)陶明器

汉代厚葬习俗使明器应用盛极一时，因此也是我国古代明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个时期。陶明器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陕西、云南、河南等地。内容有俑明器、交通明器、建筑明器、生产明器、生活用品明器、动植物明器等。品质分为泥质灰陶与红陶、夹沙灰陶与红陶。品种有素陶、彩陶和釉陶。造型既活泼浪漫，又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

二、从汉代墓室艺术品看汉代农耕文明

(一)铁制农具的改良与推广

农业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农业生产的规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最能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汉代农业生产先进性的突出标志是铁制农具的改良和推广。汉代十分重视冶铁业，设立了大量的冶铁官营，营中建冶铁作坊。当时生铁柔化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灰口铁和球墨铁也相继出现，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生铁和钢，制造出不同用途的优质农具，并且能够批量生产。因此，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犁”是耕作最重要的农具，随着牛作为耕作动力的使用，汉代先民们逐渐将形体窄小，仅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的铁犁铧进行了改良，增加了犁铧的宽度和厚度。山东腾州出土的汉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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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型大铁犁，边长48厘米，底宽45厘米即是例证。为了满足翻土的需要，还发明了犁壁，它与犁铧配合，则可以进行翻土、开沟、培土、压草等作业。广东佛山曾出土一方汉代陶水田模型，水田分为六块，其中有两块田中，分别有一俑在犁地，俑前方地上塑有犁头，陶俑做一手扶犁，一手赶牛状。犁头是V字形铁犁铧样，并塑有中间构造，因此，它具有破土和翻土的功能。东汉时期的画像砖《汉代社会风情图》是画像砖中的珍品。采用浅浮雕阳线刻画，艺术水平极高。图中有两头健壮的弯角牛合犋犁地。可以清楚地看到，犁有犁辕，犁铧，犁壁等结构。证明了这时的犁已具备了畜力犁的基本部件，是我国犁铧、犁壁组合基本定型的时期。 锄是用来除掉田间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乐山崖汉墓画像石上就刻有曲柄锄。在其他画像石上还有鹤咀锄、双齿锄的图案。镰是专门用于收获的工具。上述佛山出土的陶水田中有一俑手持镰刀在一块田中收割成熟的水稻，另一俑在田埂上磨镰。四川绵阳发掘的铁制农具中，有钩镰和长柄镰。除锄和镰以外，汉代推广使用的铁制农具还有锸、镢、锹、耙、耜、铲等，基本上满足了各个农业生产环节的需求。这些铁制农具有的一直延用至今。可见汉代农具对我国后世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牛耕技术的推广与提高

黄河流域是汉代经济的重心，旱地牛耕技术逐渐成熟。陕西米脂县出土的“双牛曳犁画像石”中，上面刻有沉甸甸的谷穗图案，下面刻有两头肥大健壮的弯角牛，被缰绳控制在中间连着犁的木杠的两边，一农夫双手扶犁耕地。上述东汉时期的画像砖《汉代社会风情图》，以较大的幅面刻画了农业生产的场景，画面的右上方，是几个农民在田里劳作，其中3人翻地，4人播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右边的画面上，有两头健壮的弯角牛合犋犁地，耕牛和犁之间有两条缰绳，一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握缰绳，通过牵动连接缰绳的牛环控制牛的行动和调节耕作深度。这种“二牛抬杠”的牛耕方式，在滕州金乡香城蝈堆出土的西汉石椁墓室画像石上也有发现。随着牛耕技术的发展，原来需要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压辕犁地的三人作业方式及“二牛抬杠”的方法得以改进。如滕州黄家岭出土的东汉时期画像石上就有了一牛、一人犁地，一牛、一人耙地的画面。上述这些“牛耕图”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动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粗略统计，西汉末年垦田数达800多万公顷，全国人口已超过6000多万人。

汉武帝时，赵过发明了播种机具“耧车”，使开沟和播种作业可以同时进行。据东汉崔寔《政论》记载，耧车由三只耧脚组成，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一牛拉耧车，一人扶耧，耧脚在平整好的地上开沟播种，一次可开沟=三行，随播随复土，省时省力，其效率可达到“日种一顷”。洛阳枣园村墓室南壁和西壁上绘有牛耕和耧播场面的壁画，就是这一时期生动的写照。“耧车”的发明，使中国早于欧州1400多年就使用了畜力条播机，真可谓是播种机的始祖。

(三)精耕细作与抗旱保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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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中，5个俑分别从事水稻观察、收获和耕地等农事活动，充分表现了汉代先民精细管理，及时收获，及时耕作保墒的忙收忙种、不误农时的劳动景象。正如《汜胜之书》中记载，“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四川新津县出土的一方陶水田模型，由两块水田组成，中间有1条水渠，渠中塑有鱼和田螺，田中秧苗成行，田埂的进出水口位置相错，两块水田中部靠田埂处各有一个半圆型沤肥区。这方陶水田，展示了三方面的意思，其一，秧苗密布成行。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记载，“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就是育苗移栽。如此看来，最迟到东汉时期，水稻育秧和插秧技术已在我国出现；其二，进出水口位置相错。《汜胜之书》日：“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太热，令水道相错。”意指春季气温低，稻苗幼小，灌水时，进水口与出水口相对，水可快速流过，稻田温度保持较好，使秧苗能够正常生长；夏季稻田水温高，灌水时，进水口与出水口对角错开，水通过时间长，可有效降低稻田水温，有利水稻生长发育。由此说明，2000年前的汉代农民已在稻田灌溉水温调节方面创造了一套简便可行的技术。这一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其三，半圆型沤肥区。《礼记·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行时，烧薤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汜胜之书》曰：“须草生，至可耕时，有雨即耕，土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可见，翻埋青草、秸杆沤制肥料，增加土壤肥力，以提高产量的作法，在汉代已十分普遍。在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庄园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情况。这种庄园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锄草施肥，依据不同情况的土壤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及时翻土晒田，进行双季轮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收入。说明汉代先民十分重视田间管理，精耕细作已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征。

抗旱保墒对于降雨稀少的地区十分重要。汉代采用耕磨相结合的方法，有效地减少了土壤水分的蒸发。在发掘的汉代墓葬中，壁画及画像砖石上经常会同时看到有关耕地、耱地的劳动场面，也经常见到陶犁、陶耱模型。后来又有了“耙”，则形成耕、耙、耱三结合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

(四)兴修水利，发展灌溉

水是农业的命脉。我国疆土辽阔，地势复杂，气候多变，雨量分布不均，黄河流域干旱少雨，西北地区更是雨水稀缺，长江流域以南却常年多雨成涝。西汉平帝时，黄河决口，河道南移，侵犯山东高宛以北人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于是，发动百姓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开凿了著名的漕渠、白渠等。不仅解决了灌水所需，而且提供了肥源。当时有民歌道：“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东汉时期，各地还维修和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贯穿了三辅、河内、河东、上党、太原、赵国等地。明帝时，又修建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之间修渠筑堤，耗资百亿，终于使河、汴分流，互不侵犯，消除了水患，此后800年间，黄河再也没有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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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河南等地，根据自然地型和地面水的流向，人们选择地势较低的地区修筑提坝，将河流或雨水拦截形成塘、库、湖等，使水田和旱地用水有了保障。因此，在各地发掘的汉代墓葬中，经常能出土为数众多的陶陂塘，陶水田的模型。云南呈贡出土的一方陶陂塘水田模型，左边为水塘，占面积约1／3，右边是水田，一分为二，每一块水田由6个小方田构成，水田中间有一条渠与塘连接。陕西勉县出土的陶塘库水田模型，水塘占面积约2／3，另1／3是水田。塘中塑有蛙、鳖、鱼和田螺。水田中间有一条渠，渠与塘连接处有一放水孔，两侧各有一个立式水闸门控制出水。据《淮南子·说林训》记载，“一顷之陂，可以灌田四顷”。陂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据说汝南郡有一鸿隙陂，成帝时，因暴雨引起陂溢灾害，丞相翟方进下令填陂为田，孰料废陂后，稻田改种豆子、山芋，产量低，也不及水稻好吃。王莽时，该地区又连年大旱，无水灌溉，造成严重旱灾，百姓怨声载道。东汉初年，汝南太守邓晨命许杨带领百姓“起塘四百余里”重建鸿隙陂后，可灌农田几千顷。和帝时，太守阿敞负责修治了与该陂塘连接的渠道，可灌良田三万多顷，自此，汝南郡的生产得以恢复和迅速发展。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还有邳徐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为防止用水纷争，制定了“水令”和“均水约束”，减少了用水矛盾，实现了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可见，汉代大量陂塘库工程的修建，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生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水井是人们饮水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农田灌溉的重要设施。北京出土的汉代陶水井模型，呈圆筒形，上小下大，口沿外伸，是汉代最普通的一种水井造型。北京陶然亭发掘出了60多口战国、西汉时期的古陶井，圆筒型直壁，由高30-50厘米、口径60—100厘米的陶井圈由下而上叠加而成，圆壁上不等距离留有小圆孔，使井外的水可从小孔流入井中。由于陶井圈用处广泛，并可在沙质土层打井，因此，对解决当时人们饮水和浇灌田地起到重要的作用。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方型砖砌陶水井模型，说明当时砖瓦业的发展可供人们大量使用砖砌井。因为砖料取材方便，操作技术简单，所以砖砌井被普遍推广。与此同时提水工具也得到改进。“桔槔”是汉代以前用得最普通的提水工具，靠重物重量压下而将盛水器提起。随着凿井技术的提高和井深增加，汉代创造了“滑轮辘轳”提水工具。河南洛阳出土的陶水井模型，井口方型，有支架，架上安装圆筒型滑轮辘轳，支架顶端有一小亭，取水器为双耳陶罐，井绳从双耳孔穿过。这种滑轮辘轳虽能改变提水用力的方向，却并不省力，而且井绳容易滑脱。后来改进为防井绳滑脱的细腰滑轮辘轳。汉代后期，又改进成手摇曲柄式辘轳，既轻便，又安全省力，直至近代仍在使用。

(五)粮食储藏与加工工具的改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粮食储备显得极其重要。从发掘出的汉代墓葬来看，墓室中均有陶仓模型存在。西汉中期的墓室中通常有陶仓模型5件左右；西汉晚期增至5—10件；东汉时期还出现了陶仓楼模型。密县后士郭汉墓出土的陶仓楼模型，正面绘有地主收租图，两侧绘有守卫粮食的士卒。密县打虎亭画像石墓的墙壁上，有一幅大型的收租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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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大的仓楼，楼上有持弓箭的士卒，背粮者攀梯而上，楼的正前面有验粮、收粮、监管等人物活动场面，生动的再现了汉代地主庄园收租入仓的情景。

汉代初期，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杵臼。大约在西汉晚期又出现了踏碓。河南洛阳曾出土一陶踏碓模型，碓杆在轴上，碓头落在臼中，两侧有扶栏，碓臼旁有笤帚一把。北京地区也出土过一件陶踏碓模型，为二人踏碓，比起早期的一人操作更加省力。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畜力、水力为动力的碓，比起人力踏碓更加先进。

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品种的多样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汉代先民创造了“石磨”，这种新式粮食加工工具可将麦粒磨成面粉。河南三门峡出土的陶磨，有5排磨齿，呈凹坑状，上扇一侧有安装柄的孔，顶上有专门用来盛放需加工粮食的圆形槽。此种磨，面粉流出不畅，磨眼易堵塞，面粉中混有未磨碎的籽粒。河南洛阳出土的陶磨，磨齿呈放射线状。这种磨，虽然面粉流出较为通畅，但是面粉中仍然混有未磨碎的籽拉。东汉时，又出现一种磨齿的放射线呈分区钭线的磨，改进了上述磨面的缺点，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磨齿样式之一。

舂碓后的粮食需要清选。早期人们用木锨和簸箕，靠自然风力进行。西汉时发明了粮食清选风扇车。河南洛阳出土的陶风车，其风箱上面无顶，前后畅开，需精选的粮食从高处慢慢流下，靠旋转轮子扇出的风，将糠秕和谷壳清除。四川省彭县太平乡出土的西汉《春碓》画像砖上就有一幅精选粮食的画面，画中一人双手各持一扇做扇风状，另一人肩扛一筐舂过的谷米正徐徐向下倾倒。河南济源泗涧沟出土的陶风扇车为梯形，中部上面有一方形漏斗，是盛粮框，框下安装进粮调节板，下面是方形出粮口，一俑蹲在出粮口接取已清选好的粮食；右边为封闭的方形风轮箱，上面有圆形进出风口和风轮的摇把孔，一俑站在此处摇动风扇车；左边为盛糠秕的斜形长箱体。此风扇车风力集中，但风轮箱体为方形，进出风口为一处，风流力度不均匀，因此粮食清选效果不理想。后来经过改进，风轮箱体改为圆柱形，进出气口分开设置，克服了上述缺点。这种形式的风扇车一直沿用至今。

(六)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在务农贵粟的汉代，随着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大增加，家畜、家禽的饲养量猛增。出土的陶明器中，经常见到陶马、陶牛、陶猪、陶羊、陶犬、陶鸡、陶鸭等。此外墓室壁画，画像砖石上经常绘有《车骑图》、《牧马图》、《牧牛图》等。马在古代远远超越作为六畜的世间凡物的局限，在军事领域被广泛使用，对战争的胜败起重要作用，再加上西汉初年马匹奇缺，因此制定了许多有关马骑的严格规定，并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在内郡广建官马厩，同时鼓励民间养马，使养马业得到迅速发展。嘉峪关出土的墓室砖画《牧马图》，表现了一牧马人，脚穿长靴，身着西北民族服装，正在扬鞭赶马，6匹毛色不同的骏马昂头奔跑，不由让人想到草原上雪白的羊群和骠悍奔腾的马群。据《汉旧仪》记载，武帝时，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边郡官营牧场“三十六所，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厮。牛羊无数，以给牺牲。”内蒙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车骑图》就表现了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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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奔驰矫健的生动神态。牛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起着重要的作用，受到历代当权者的重视和百姓的喜爱。汉代极力倡导“高猪狗，卖以买牛”的护牛，极大地捧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嘉峪关墓室砖画《牧牛图》中画有6头弯角牛，健壮而神态不同，一牧牛者一手持弓，一手扬鞭驱赶牛群。据记载，太初三年，汉伐大宛时，一次即出动牛十万头运送军用物资。陕西绥德出土的画像石《放牧》图正中有一座两层楼，一楼房中有两人相对而坐，左边一人骑马扬鞭，赶着奔驰的马群，右边一人骑马执鞭，驱赶着羊群和肥壮的牛群，左右两边均有几只犬帮助牧人驱赶，说明墓主人生前是个十分富有的大牧场主。以上所述，充分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展的兴旺景象。

汉代利用陂塘，稻田养鱼的现象非常普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与千户侯等”。《三辅故事》记载，“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后昭帝少，不能复征战，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池塘养鱼的发展，促进了稻田养鱼的兴起。人们还利用水面种植水生植物，在陂塘堤岸上种植树木。陕西勉县出土的一陶塘库水田模型，左边为塘库，内塑有草鱼3条，鲫鱼3条，鳖3只，蛙1只，田螺2只；同时出土的另一方形陶池塘模型，塑有龟2只，蛙3只，螺6只，荸荠1个，莲苞1个，池正中一荷叶上蹲着一只青蛙，一条水蛇沿着莲杆盘旋而上，咬住了青蛙的右后爪。造形逼真、栩栩如生。四川省大邑县出土的《戈射收获》画像砖中，有两个姿势不同的猎人，在池塘边射猎空中的大雁，池塘中有几条肥大的鱼在游，塘中有几片荷叶和几只水鸭。呈现出水塘、水田综合利用的生动景象。

我们知道，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反映。作为汉代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的表征，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砖石和陶明器，既凝聚了古代诸多画家、能工巧匠的心血和智慧，也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以粮食生产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繁荣景象。同时，汉代墓室艺术品也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质朴的表现手法，为我们探讨和研究汉代艺术风格特点及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直观和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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