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

老舍是我们熟悉的作家。在专科阶段，已经介绍过老舍的创作概貌，还重点评述过《骆驼祥子》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及其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这一讲将更深入探讨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尤其是他的创作视点、他笔下的文学世界、“京味”风格的形成，以及艺术上的得失。

既然讲“得失”，会对老舍思想艺术的不足之处作出一些剖析。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对老舍的高度的评价。希望通过这一讲的讨论，学习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一位作家，同时对老舍独特而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有更多的认识。下面的讨论，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老舍的创作特色与贡献：

一，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有深切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 ，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音。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三，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一、如何理解老舍“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谈到老舍的“市民世界”，这确实是他的特色。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的切入口，那就是“城”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如此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读老舍这些小说，可以获得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重要的是了解老舍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和表现市民社会。老舍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即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的蜕变，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这一点，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是不同的。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啊。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个视点决定了老舍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不能得到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老舍的创作拥有大量的读者，但评论界并没有给这位有影响的作家以应有的评价。当历史拉开了距离，我们才越来越发现老舍艺术视点的独特性，也才越来越珍视老舍提供的这一份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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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重点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老舍在文化批判视野中所展开的市民生活的图卷到底有什么独创性？他是怎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又怎样对国民性作批判式探讨的？还有，在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老舍是如何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的？

我们先对老舍的作品做形象类型分析。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比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如前所述，由于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所以我们分析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时，应特别关注其中所表现和阐释的文化内涵。

在老舍笔下的三类市民中，给人印象最深、写得最成功的，是“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类人物有一个特点：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骨子里仍是农民，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这些人的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

这种批判意识贯穿在老舍大部分小说中。建议大家注意一下《二马》这篇作品 。这是老舍1929年在英国教汉语时，由异国他乡寂寞的生活体验所触发的一部长篇。特定的生活环境使作者可以更超然地观察与思考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问题。在《二马》中，那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所信奉的是得过且过的生活信条。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同是为落后的国民勾划灵魂，两者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划，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大家还可以看看另一部写于1939年的长篇《猫城记》。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的批判，直接导致老舍的噩运。这部作品确实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其政治观点是不适合历史主潮的。然而其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所构设的荒诞世界中，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分明也映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这两部小说艺术上都比较粗糙，而且并非直接写市民生活，但其写作旨意很能代表老舍创作的“文化批判”的指向。

老舍做的是挖根的工作。当他描写“老派市民”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种种弊病时，着重点是对其文化根蒂的剖析与展示。在他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二马》中的老马，还有《牛天赐传》里的牛老四，《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离婚》里的张大哥，等等。

《离婚》写二十年北平一个财政所里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平庸的生活，是一部世态讽刺小说。其中三个主要角色，老张是圆通人，老李是老实人，小赵是无赖和恶棍，也是三种人物类型，三种人生信条。前两种人在那种庸俗的环境中吃不开，只有小赵这样的流氓可以如鱼得水，胡作非为。这是对当时那个社会怪现状的嘲讽。但小说的重心仍然是文化批判。我们可以重点剖析一下《离婚》中的张大哥。作品写他的圆通，会过日子，是“地狱里最安分的笑脸鬼”。其实他的生活准则就是通常人们都习惯于被告戒的古训：知足认命。他墨守陈规，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这有点象征意味。对张大哥来说，“离婚”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对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而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有趣的是，千方百计要撮合着过日子的张大哥却 最终后院起火，闹起了家庭纷争。提升一点来看，张大哥的麻烦似乎也可视为传统的生存方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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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深刻之处正在于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式的“哲学困境”。这位张大哥的人生哲学，或者是对待人事的准则，在小说中也做了概括性的形象的描述：“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水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这就是保守和敷衍的人生。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这种敷衍的生活态度，而且是郑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种受传统知足认命的人生观支配的旧派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可不可得的悲剧。这些“老派市民”的描写很可笑，很讽刺，但我们阅读时应当透过可笑的情节，去体会背后所蕴涵的作者的文化思考。

我们再举《四世同堂》来看看老舍在“老派市民”身上所倾注的批判性的情感，这种批判是复杂的。《四世同堂》写于四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围绕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的几户居民的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抗战时期各阶层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情感的变迁。老舍是把这部小说作为“ 国篇”来写的，爱国的情怀在作品中很突出。因此一般评论也比较偏重从这方面阐析小说。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其中所表现的老舍艺术视点，即“老派市民”形象中的文化批判。这里分析一下祁家老太爷这个人物，他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发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向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地领受“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爷这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没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四世同堂》中另一个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是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也属于“老派市民”系列，虽然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甚至也不无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着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他的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在表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划，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在分析了许多“老派市民”形象以及其中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之后，我们会发现，老舍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他不激进，不追赶时潮，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潮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持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的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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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是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性”：“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这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刻划却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老舍所写的老派市民显然带有悲剧意味，而在给新派市民画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所描写的道德失范、价值混乱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然而这种比较浮浅的嘲讽或批评里头，又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老舍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并贯串在他的多数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里，也贯串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便表现了这主题的特色。这篇小说写得很有诗意，也很感人。这不只是因为作品中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很悲惨，令人同情，也因为所写的两代人生活道路的离散与相聚背后，隐伏着精神上的离散与合一。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相反；老舍力图向读者指明：正是母亲的生活真理能够通向真正的觉醒。这样，老舍就对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判断。他站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下层城市贫民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自由婚姻”、“爱情神圣”云云，不过是骗人的“空梦”。说到这里，我们会联想到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有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精神’只生在大富人家”。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对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质疑与批判，在作者所设定的象《月牙儿》所描写的范围内，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在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或多或少地表现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闭锁的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特别有其土壤的。

与老派的和新派的市民形象系列相比照，老舍的笔下又出现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显然，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是反映了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这些小说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锄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这不仅显示出老舍的真诚，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中国的现代作家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时时显示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写到理想，却常常表现出思想的贫弱，这个现象颇发人深省。

以上我们主要研究了老舍描写“市民社会”时所表现的文化批判意识。这当然只是重要的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老舍在批判传统文化弊病时，尽管有时表现出某些平庸的思想，对于传统的必然失落又有很复杂的感情，但他的可贵在于不忘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在《四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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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老舍就这样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也是“旧的”，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在小说中，象天佑太太、韵海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自然都是很传统的人物，但是她们善良、坚韧的心性就是“真金”。她们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在战时生活的艰难磨难中，她们看到了四面是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自己的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与民族。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战前“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儿子的壮烈牺牲与自己的被捕使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身上爆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杀身成仁的民族骨气与操守。在老舍看来，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这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成为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的，这瞩望于未来的眼光，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很多论者都就这部作品做过研究，在专科阶段我

们也已经探讨过该小说的主要价值。这里要换一个角度，即从所谓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这一更深的层次，来看《骆驼祥子》的创作视点和艺术深度。如前所述，老舍的“市民世界”中经常出现笔下老派、新派与理想市民这几种形象系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属于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系列，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中也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里就许多底层的市民形象，如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艺人方宝庆、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如果说在对老派市民与新派市民的描写中，喜剧的色彩往往构成主调，那么刻划城市贫民形象的作品就往往具有浓重的悲剧性。《骆驼祥子》就是围绕城市贫民的悲剧命运而展开它的全部描写的，这部小说将老舍的创作推向一座高峰。

我们怎样来读这样一部杰出的悲剧性小说？当然，可能有不同的阅读角度和理解的层面。通常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在于其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这主要是一种反映论的阅读方式，就作品描写的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然而还可以有其他的读法，其他的理解层面。这里我们不妨防开思路，更细致地探究，也许就会发现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入的意蕴，那就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艺术的思考。也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所写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梳理并分析一下《骆驼祥子》的故事情节。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事儿几乎全做过了”。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生活目标，幻想着有了车就如同在乡间有了地一样，能凭着自己的勤劳换取安稳的生活。经过三年的艰辛，祥子终于买下一辆新车，不料才半年就被匪兵抢去。他虎口逃生，路上捡到三匹骆驼，卖了三十元钱，准备积攒着买第二部车，不久又被孙侦探抢走。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喜欢祥子，祥子虽然讨厌她又老又丑，却也防不住性诱惑的陷井，不得不与她结婚，并用她的私房钱买下第三部车。不久虎妞因难产死去，样子只得买掉车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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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丧事。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样子的不幸遭遇，“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祥子“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小说所写的“逃匪”、“侦探”等的欺压，都印现出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得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但作家同时揭示和批判了样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儿们”。“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哪怕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深渊。小说最后写祥子完全变了个人，他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他打架，使坏，逛窑子……“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毁灭个人”，他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本路鬼”。这正是对祥子小生产者个人奋斗的思想、性格悲剧的深刻刻划。老舍在下层城市贫民身上所发现的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个人奋斗道路破灭以后的苟且忍让，他认为这是“老中国的儿女”的弱点，是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这样，《骆驼祥子》中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就纳入了老舍小说“批判国民性弱点”这一总主题中。

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围绕祥子的悲剧命运，所展示的是地狱般的非人的环境。祥子为什么会堕落？他是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也一次又一次想向命运搏斗，但一切都是徒劳，终于向命运就范。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老舍这里自觉地在表现和思考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冲突。我们要注意老舍这样说过，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落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像虎妞的变态情欲，二强子逼女卖淫的病态行为，以及小福子自杀的悲剧，等等，对祥子来说，都是锁住他的“心狱”。小说写的祥子的一个个不幸遭遇，蕴含着一个不断向自我的和人类的内心探究的旅程结构，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幻想当一个有稳固生活的劳动者，他的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他都更沉沦堕落一层，也愈来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无论是样子刚来乍到就看到的那个无恶不作的人和车厂，还是在他结婚后搬进去的杂乱肮脏的大杂院，或者他最后走向那如同“无底的深坑”的妓院白房子，小说都是通过祥子内心的感觉来写丑恶的环境如何扭曲人性，写他在环境的驱促下如何层层给自己的灵魂上污漆，从洁身自好到心中的“污浊仿佛永远也洗不掉”，最后破罐子破摔，彻底沉沦。祥子被物欲横流的城市的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

至此，我们对《骆驼祥子》又有了一种新的解析。我们理解老舍写《骆驼祥子》可能有现实的触动，有前面所说的文化批判的意识，但不可忽略，构成老舍创作动力，并最终成为其作品中某种深层意 的，是老舍对城市中“欲”（情欲、财产贪欲等）的嫌恶，对城市人伦关系中“丑”的反感，都是出于道德的审视。人们从《骆驼祥子》阴暗龌龊的图景中，能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在三十年代，像《骆驼祥子》这样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足标一帜的。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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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持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划、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性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至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像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这样，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就具有了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了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说得严重一点，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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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的语言艺术也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老舍称得上“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最后，为了方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老舍研究的状况，介绍一些有关的主要的论著。 在三、四十年代，老舍并没有赢得普遍的好评，但在不多的评说中，都注意到他是特色作家。最早对老舍的创作进行评论的是朱自清，他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①中肯定了老舍这些早期小说的现代品质，又批评其描写过火，夸张失度。相对而言，《离婚》和《猫城记》引起比较多的讨论，李长之看出了老舍作品的人物几乎都是灰色的，“怯懦”和“折中”是老舍讽刺的“大目标”。老舍的讽刺往往“一针”下去，未必“见血”，因为“终于缺少一种力量”，“针刺得轻，就容易成为刹那的快感而止”②。他甚至将老舍与鲁迅作比较论，认为“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仍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③并指出老舍的好处是写出了“温暖而有血性的人间”，但是显然又指导那种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和多思都“给了他们书中的英雄。”④这些评说应当说是中肯的，有分析的。老舍的《骆驼祥子》发表后，反响不算大，虽然毕树棠、巴人、许杰等有过一些评论，对老舍作品的价值并没有充分肯定，较多的都还停留于抱怨其所谓“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不足，缺少学理性的评析。

五、六十年代老舍在文坛名声大振，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主要是因为他紧跟时代的戏剧创作，如《龙须沟》、《茶馆》等等。这方面的评论非常多，评价也很高。《骆驼祥子》等作品虽然也进入了大学甚至中学的课本，但对老舍小说及其文学史地位的系统研究仍不多。直到文革后，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⑤一文发表，如何界定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才成为学术界重视的课题。樊骏这篇文章是以现实主义作为研究的视点，有相当坚定的立论，其基本观点也被当时的文学史教学所普遍接纳。80年代前期主要的研究成果可从宋永毅的《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研究》⑥这篇综述中了解。而真正比较深入而有创见的研究，多出产于80年代后期。有几本专著值得在此重点介绍：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是从文化心理角度切入研究的，也比较细致地评析了老舍作品的地域性特色；孙钧政的《老舍的艺术世界》偏重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尤其是语言艺术的分析，其中将老舍语言特点概括为“白、俗、俏、深”，以及对风格词语和句式的分析，都富于启发性；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虽不是老舍的专论，但对作为“就派”所依托的北京文化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有非常独到的发现。其中指出老舍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甘海岚的《老舍与北京文化》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老舍创作作为文化象征的价值。吴小美和魏昭华的《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陈霞文和石兴泽的《老舍创作论》，谢昭新的《老舍小说创作基本心理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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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比较深入的探索。

关于老舍研究的论文也非常多，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关于老舍《骆驼祥子》中虎妞形象的讨论，关于《猫城记》评价的讨论，关于老舍幽默风格的讨论，以及关于《四世同堂》及《茶馆》等作品的讨论，都有一批观点不一、但多有见地的论作。限于篇幅，在此不可能全面介绍。同学们要顺藤摸瓜，掌握有关老舍研究的基本状况与书目，还可参考一些工具书和资料汇编类的书。如《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老舍年谱》（甘海岚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老舍研究纵览》（曾广灿著）、王惠云、苏庆昌的《老舍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思考题）

（1），试分析老舍小说中“市民世界”的人物形象构成，并阐说其创作的文化批判视野。

（2），试评《骆驼祥子 》中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2），分析老舍作品“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注 释：

① 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署名“知白”，收《老舍研究资料》。

② 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收《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

③ 李长之：《<猪城记>》，《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1934年11月，收《李长之批评文集》，第170页。

④ 李长之：《送老舍和曹禺》，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46年3月3日，收《李长之批评文集》，第165页。

⑤ 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⑥ 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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