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红萝卜》主题的多重意蕴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被选人语文出版社高中选修教材的读本。缘此，该文成为备受关注的小说文本。在已有的研究中，论者大多从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童年叙述视角、高度感觉化的语言和意象化的手法等方面进行阐释，对小说主题意蕴虽有论述，但仍有进一步补充和挖掘的空间。莫言小说的主题一贯被认为是隐性的、模糊的、难以把握的，实际上，细读文本，总有一个解开主题谜团的钥匙扣儿，用手轻轻扭动，就豁然开朗。最起码，《透明的红萝卜》是这样。
文中“女人们以黑孩为话题议论着人世的艰难和造就这艰 难的种种原因”一句，即是解开本篇主题的钥匙扣儿。在这篇小说中，莫言正是通过具有现实性和幻觉性的小黑孩这个人物形象，串联起集体、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在那个时代的特定表现图景，并通过展现这些图景让读者追索造成小黑孩也是那个时代生活艰难的种种原因，从而构成作品主题的多重意蕴。
一、集体群像的蒙昧与无意识
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公社加宽滞洪闸工地，是一个集体活动场景。集体，在故事发生的年代是一个非常响亮的词语，是指人民群众共同拥有又同时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一个高尚组织，在农村基层表现为公社集体和大队集体。《透明的红萝卜》中，大队集体的代言人有两个队长，各通过派工和处理小黑孩偷萝卜两个
场景展现。
按道理，加宽滞洪闸是一项公共水利事业，队长对上级分派的任务应该主动配合、尽心派工，但从故事中其态度来看，却是阳奉阴违、被动应差。队长一大早开始派工就张嘴大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动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无奈下，先派了大工小石匠，然后派小工时，盯上了站在墙角只有十岁左右的小黑孩：“你跟上小石匠到滞洪闸去当小工吧，怎么样？回家找把小锤子，就坐在那儿砸石子儿，愿意动弹
就多砸几块，不愿意动弹就少砸几块，根据历史的经验，公社的差事都是胡弄洋鬼子的干活。”几句话，一个蒙昧、狡黠，缺少对“队长”角色体认的基层干部形象跃然纸上。“队长”是社员带头人，“公社”是其上级单位，“队长”对“公社”的理解是“洋鬼子”。干群紧张，上下糊弄，群众观望，很难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小丑和看客，只不过换了时代与场所。
另一个队长大白天躲在菜园里睡大觉，当看园子大爷将偷萝卜的小黑孩带到他面前时，他满脸杀气，对只有十岁左右的小黑孩，不问缘由，拳打脚踢，审问谩骂，甚至将小黑孩全身衣服剥光，让其赤身裸体地滚回去。处理问题方式简单野蛮，践踏孩子自尊的同时，也将“队长”的尊严踩在了脚下。
公社集体代言人是工地上的带队干部，一个有着宽阔嘴巴善言不能干的刘副主任。宽嘴巴很会训话，农业学大寨、水利命脉、
没有水的农业就像没有水的孩子等大道理，都很有力地从他的宽嘴巴里汩汩而出，但当社员问刘副主任能否和社员一起睡桥洞时，他却说：“我是领导。我有自行车。我愿意在这儿睡不愿意在这儿睡是我的事，你别操心烂了肺。官长骑马士兵也骑马吗？狗日的，好好干……”
由这样的公社干部和大队队长领导下的社员劳动，莫言在另一篇小说里有更为形象的比喻：“……懒洋洋的社员跟随队长到田野里去干活，就像一个犯人头目领着一群劳改犯。奇怪的是距我们村庄八里远的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去上工时，倒很像我们观念中的人民公社社员。”
社员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就像犯人与监狱官的关系，而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作为人的感知、喜怒哀乐、人情长短，特别是社会规则、法律制度等都被一些口号和标签泯灭消解掉了。人最可怕的是集体无意识，能意识到行为的不当，尚有改正的机会；若所有人都无意识地盲从、跟随、应付逐流，那这个社会就真的是病人膏肓了。正是这种畸形的集体群像，是造成那个时代生活艰难最直接的原因。莫言作品从不直接揭示，而是通过这些代言人的言行真实再现，与同时代作品相
比显得更深刻，更具有文学性。
二、成人世界的粗暴与冷漠
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第一层面的世界是由官员和社员共同构成的―个监制与被监制的空间，那么第二层面的世界则可挪移到成人与儿童中间。从黑孩的儿童视角，小说的成人世界由三
方力量组成，官方成人、家庭成人和邻里成人。官方成人是上文中分析到的一位公社副主任和两位生产队长，他们对黑孩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奚落与谩骂、管制与惩罚，不见丝毫关怀与同情，更别说爱抚与教育。
小黑孩的家庭成人，缺失一半虚置一半。父亲闯关东去了，母亲死了，继母终日借酒浇愁。继母不仅不管小黑孩的死活，连自己亲生的儿子，小黑孩的弟弟，也是画个圈、让其拖着鼻涕自生自灭在孤独无人的院子里。仅有十岁左右的小黑孩是这个院子里唯一还有责任心的一个，他替弟弟擦鼻涕，他扛着瘦弱的小身板去队里出工、去工地劳作。
如果说成人世界还有一丝温情的话，那是来自同乡小石匠和小铁匠为代表的两种力量。小石匠因为和菊子姑娘相恋而能代表妈妈的关怀，小铁匠因为能教技术而和师傅老铁匠一起代表爸爸的教导。按道理，家庭缺失的温暖和教育，可以从这两股力量中获得弥补。遗憾的是，在两种力量的关怀与教导中，却伴杂着伤害、粗暴、欺凌与不公。比如小石匠，能亲昵地携带小黑孩到劳动工地，能积极主动地为小黑孩说情，和菊子姑娘相恋后也一直能关怀着小黑孩的冷暖温饱，但同时对自己粗大手指敲打在小黑孩光头上的痛和辱浑然不觉；菊子姑娘的照顾，也仅表现为浅层次的生存需求关怀，与小黑孩的精神意识需求不搭界，所以当小黑孩执意要留在铁匠炉时，她不理解，还生拉硬拽地强迫去，结果是手背上挨了小黑孩尖利牙齿地咬啮。莫言在他同时代的另一
篇小说里道出了小黑孩咬菊子姑娘的原因：“我不能因为父亲爱我就投降。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超过父爱母爱的力量，不是爱情，它缺乏理智，从不考虑前因后果，它的本身就是目的，它不需要解释，
它就是我的独立。固然你们为了爱我而干涉我的独立，但我还是要恨这种干涉。”铁匠炉边虽然烟熏火燎、劳动强度大，但小黑孩喜欢这里，在这里他能感受到男人尊严的存在，比在妇女堆里砸石子，听她们一句句感叹和同情更让人舒心。审美与审丑的同时发生，彰显着成人世界的霸道与强势。成人世界很少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给予也是自我的想当然，不是孩子世界的真实需要。在代表着父爱的铁匠世界里，小铁匠的巴掌和谩骂像家常便饭，甚至在一次无意识地指使中，导致小黑孩手抓火烫的钢钻，烫熟了皮肉。老铁匠虽然温和些，能主动教小黑孩点火要领，能拿自己的衣服给小黑孩穿，但大多时候是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最让小黑孩感到悲凉的，是小铁匠时时对老铁匠技艺与位置的僭越冲动，也最终在蓄谋已久的残酷的偷艺尝试中得逞。小铁匠偷走了老铁匠的看家本领，按传承，老铁匠第二天必须离开，让小铁匠掌门。就在这样一个老铁匠苦涩、小铁匠兴奋、小黑孩五味杂陈的晚上，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造访更增加了气氛的凝重与人际关系的复杂。一起品尝烤地瓜和红萝卜的温情脉脉下，隐藏着的是新旧代替的无情与悲怆，是因情爱相争而熊熊燃烧的妒火。小黑孩先知先觉地察觉到未来成人世界的危机，那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他要超脱这个他讨厌的成人
世界，与那个与他一样弱小的小红萝卜进入梦幻般的金色的童话世界。
于是，那个没有被吃掉的小红萝卜在他的虚幻世界里变形了，变得晶莹透明、玲珑剔透，泛着耀眼的金色的光芒，那样优美、流畅、漂亮。人常说“金色的童年”，小黑孩在现实世界里所遭遇到的尽是饥饿、寒冷，粗暴、蛮横，谩骂、推搡，他依靠意念进入了他虚幻的金色童年。他迷恋这个美丽的金色世界，所以，在小铁匠将小红萝卜粗暴地扔进水中后，他才念念不忘，渴望重见。小黑孩痴迷地到水中摸找，到萝卜地里一个个对着太阳寻找，但事过境迁，再也寻不到了。或者说，他期望的金色童年本身就是虚幻的，他所处的成人世界里只有冷漠与暴力，从来就没有人想给过他金色童年。作者在小说的末尾痛苦而无奈地呼喊：“黑孩――黑孩――”这声音如同鲁迅声音的延续：
“救救孩子！”
三、传统伦理的倔强与新文化的式微
《透明的红萝卜》创作于1985年。当时，寻根文学正在兴起。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简单地将现实问题归因于政治体制不同，寻根文学理l生地深入到民族文化之根中去寻求问题本源。《透明的红萝卜》在寻求小黑孩生活不幸根源方面，除了体制下人们像犯人般的无意识，和作为儿童直接受制于成人世界的冰冷与粗暴，还有依托老铁匠与小铁匠传艺伦理与小石匠和小铁匠情场决斗等表现出来的更深的文化建构问题。
在老铁匠的手臂上有一块儿耀眼的疤痕，那是老铁匠偷艺时被其师傅烙下的；小铁匠从老铁匠这里偷艺时，同样也被烙下一块儿相同的疤痕。并且，只要“艺”被偷走，师傅必须离开，意味着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悲壮又悲怆。小黑孩身处这样的技艺传承中，身心煎熬，悲凉而无奈。
老铁匠与小铁匠的传艺伦理，显然是代代相传，即使是多年的炮火、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与新中国的政治改造也没能改变。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显示了民间传承的生命力，但单就这种以伤害人身体的民间传艺方式，是需要推陈出新、易弦改辙的。小黑孩对技艺的着迷与渴盼，需要有新的传承规则去代替，才有望未来无数个小黑孩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菊子姑娘和小石匠的日益亲密，让小铁匠难抑妒火，公开向小石匠挑战。两位情敌各不相让、撕咬踢打，打得血雨腥风、天昏地暗。在这里，乡问情敌的争斗仍然是最原始的肉搏战，没有文明，没有规则，一如小铁匠所说：“这年头，拳头大就是有理。”小铁匠在拳头和力量的较量中胜出，但小石匠不讲磊落，趁小铁匠不备，抓起一把沙土向小铁匠脸上打去。正因如此，在小石匠暴打被迷着眼睛的小铁匠时，小黑孩才拼命相救，因为在小黑孩心里还有传统执拗的仁义。
乡间秩序依靠精英几十年的启蒙教育，没有留下雪爪鸿泥；摧枯拉朽的政治革命也无法将其洗心革面。作者对民间文化与民间秩序的现状与重建充满忧虑。小黑孩形象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的
象征。“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作者始终以小黑孩的五官超验感觉着这个世界，评判着这个世界，用虚幻的视角昭示着这个世界。每当小黑孩厌恶周围一切时，都会荡开思绪，与自然万物为伍，听音乐般的鸟叫虫鸣、火车轰鸣般的蚂蚱动翅。鱼群的喋呷，河虾的游弋，白云的飘动，树叶的振落，都是小黑孩虚幻世界里的主角。作者这样处理黑暗和灾难的手法，与其建议处理钓鱼岛问题异曲同工：“我去过韩朝三八线，那里是动物的天堂。我希望钓鱼岛成为鱼类的天堂。”
以文人的视野与心胸，对于现实的黑暗与棘手问题，大多而且也许也只能是深刻的揭示与痛苦的悲悯。实际上，这也是作为文人最理性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因为没有文化与思想的觉悟，没有人性的改变，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无法彻底解决。这种适合意会不适合言传的状态，特别契合作者的名字――莫言，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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