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唱和有制_读_唱和诗研究_李鼎文

Journalofth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May,1998　

Vol.35No.3　

古诗唱和有制

———读《唱和诗研究》

李鼎文

　　　　【内容摘要】《唱和诗研究》一书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中,对我国古代唱和诗的缘起、演变,特别

是中唐以前唱和特点、体制,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如下三方面的突破或创新:1.论证

了中唐以前唱和诗“和意不和韵”的显著特点;2.揭示出古诗唱和中的特殊体制及一般规律;3.论定以中唐为界,唱和发生了由“和意”转向“和韵”的根本变化。

【关键词】《唱和诗研究》　唱和诗　和意　和韵【中图法分类号】I207.22

　　十几年前,我曾特意写过一篇文章《阴铿的

〈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①。为什么说是“特意”呢?因为当时我看到在有的论著、文章里,对这首诗不明究竟,别作新解,当成阴铿在“思乡”,所思又是他的远祖旧籍“武威姑臧”(即今甘肃省武威市);说诗人竟不顾及诗题,不理睬“和”字的存在,不懂得“侯司空”(侯安都)②写过《登楼望乡》诗,而阴铿此诗是在代侯安都抒发思乡之情的道理。而且,仅就此诗而言,前代学者选注它,也弄错了意思。比如《古诗笺》③的笺注者闻人,用了毕生精力笺注清初王士所选辑的古诗,其中五言诗部分卷十二,选入了阴铿这首“和”诗。闻人氏将诗中“石门”这个地名,当成甘肃临洮境内的石门山,误解为阴铿“思归故土”而想到“临洮之石门”。由此一例可见,古诗中的唱和体诗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讲究,应该如何理解,等等,这些问题好像不单单是今天的一些学人不大明了,就是前代学者也会弄错。

几年以前,赵以武同志就唱和诗作了专题研究,并撰写出《唱和诗研究》的书稿。现在,甘肃文化出版社印行了这部学术专著。我以为,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第一,充分而具体地论证了中唐以前唱和诗“和意不和韵”的显著特点。“和意不和韵”这句话,是清代诗论家贺裳在他的诗论著作《载酒园诗话》里对古诗唱和特点的概括。这个概括很准确,可惜贺氏强调得不够,而且也没有进一步加以证明,因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贺氏之后,清代学者注释古和诗,均孤立收稿日期:1998-03-05

作解,不去联系原唱及其作者,张冠李戴的误解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种误解相沿而用,后人不加思索地接受,就出现了以讹传讹而不知讹的反常现象。上面我举到的阴铿那首诗的情况正是这样。

《唱和诗研究》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通过对现存唐以前全部唱和诗约计500余首(其中“和”诗400余首,可知的原唱诗130余首)的考察,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古诗唱和具有“和意不和韵”的显著特点。既然古诗唱和有“和意”的特点,那就要求解诗人必须从原唱诗着眼,从原唱作者那面去探求答案,而不能孤立地在字面上穿凿引申,更不能抛开诗题中出现的原唱作者及其诗题,一味在“和”诗作者这面作文章。这是《唱和诗研究》全书中从头到尾强调的一个观点。为此,著者由“和”诗追寻原唱及其作者,采取唱和对比、史诗互证的方法,得出了坚实可靠的结论。比如,阴铿还有一首“和”诗,题作《和〈登百花亭怀荆楚〉》。人们通常将它当成阴铿“怀荆楚”之作,当然不对。《唱和诗研究》一书第173页,引出萧绎原唱诗《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及朱超的另一首“和”诗,并联系到《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庐陵茂王续传》中的记载,毫不含糊地证明此次唱和跟原唱作者萧绎担任荆州刺史期间的一段风流韵事有关,而跟阴铿了不相干。类似这样的例子,书中还很多,读来引人入胜,收获不小。这里,我还想就书中第一章有关陶渊明的6首“和”诗的阐释,多说上几句。陶渊明的诗,自宋代以来笺注评说的版本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就这6首“和”诗所发表的意见,无一不从陶渊明身上寻觅

18本事根由,见仁见智,就在写作时间、背景、地点等问题上,生出种种臆测来,让人不知何所适从。而《唱和诗研究》对陶诗中这6首“和”诗的解释,从“和意”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解其中的意蕴,乍看新鲜大胆,细想入情入理,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至于“不和韵”(指唱诗与和诗之间、同一唱诗下多首和诗之间,彼此避韵不犯)的特点,在《唱和诗研究》中对引录或引举之作,必标出用韵所在韵部,以便读者加以对比,让人很容易认同。

第二,深入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古诗唱和中的特殊体制及其一般规律。如果说上一个问题(即古诗唱和具有“和意不和韵”的特点),是在清代学者(贺裳)提出的基础上,加以着力论证的话,那么有关古诗唱和的体制、规律方面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唱和诗研究》一书中独到的发明。

关于古诗的唱和体制,前人没有留下任何明晰的文字记载,可资参考的论述不过一鳞半爪,也从没有人就唱和中原先存在着的讲究发现有什么奥秘之处。现在,我们读了《唱和诗研究》一书,方知古诗唱和中有过一些法则规矩。尽管征之典籍无稽,但是质诸诗篇可考。把湮没无闻的古制重新揭示出来,需要确凿无疑的事实加以证明,才能叫人信服。这部力作正是通过深入考察古诗唱和中“和意”特点,从中发现并概括出相应的体制来的。这一体制的要点是:诗题内“和”字之前如不加附题,和诗往往只于诗末二句(或四句)出以作者劝慰原唱作者之意,而此前所写的内容,皆本原唱而非自出;“和”字之前如加附题(表示特定时间、背景等),则和诗开头二句(或四句)为增出的自抒成分,须从和诗作者一面理解,而此后所写的格式,仍与前式一致。大量诗作可证,这一基本格式,自陶渊明至杜甫,其间少有违例,确可当作古人唱和写诗中相因而用的不成文(或有文不存)的规则。

上述重大发现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弄明白古诗唱和之制,原唱与“和”作,原唱作者与“和”诗作者,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才能说得准,不致于不顾诗题,牵强附会去作解释。也就是说,怎样解古和诗,自有可参可鉴之法,而不再是人各言殊的状况。《唱和诗研究》中有《结论》专章,归纳前十章考察内容,分项说明了这方面的要领,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细则。这是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是这部专著最富创意的成果之一。

第三,兼及唐代唱和诗的总体面貌,论定以中唐为界,唱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和意”转向“和韵”。这一看法同样是本书启迪人的创见,极具学术价值。《唱和诗研究》全书集中研究的是古诗中的唱和诗,以现存唐以前的诗作为重点。这可以说是在“源”上作文章,意在揭示唱和的本来面目,当然很要紧;但是,如果不再管唐代及唐以后唱和之“流”,交代后来的演变情形,那显然就不够周全,与“研究”之名有所不副了。可喜的是,书中增加了《附论》一章,专就唐诗中现存2600多首唱和诗的情形作了有益的探讨,具体分析指出:在中唐诗文革新中,白居易的创作理论及其“元和体”创作实践,对唱和体诗的写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后世唱和中不再“和意”的历史变化。这一结论又能反过来说明:后世学者解释古和诗时,之所以不顾及原唱,原来跟中唐之后唱和体制出现根本转变有关,即相应地左右了说诗者的审视角度,将古和诗混同于一般的抒情诗看待,因而引起误解讹传。

总而言之,我以为《唱和诗研究》一书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中,对我国古代唱和诗的缘起、演变,特别是中唐以前唱和特点、体制,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如前所述的三个方面的突破或创新,而且在不少具体诗作的重新解释中胜义迭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唱和诗研究》这部著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如:在整体框架上,史诗互证、唱和互补、源流并重、考论结合的特点;在具体细节上,各章表列唱和对应状况,引用诗作标出其韵部情形;在一些学术创见上,提出同题二首“和”诗往往属唱、和合收之例,“同”诗亦属“和”诗中的特殊类型,等等;在考订诗作写成的时间、背景等方面,常有独到的发见。因此,我读后觉得《唱和诗研究》这部学术著作确是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相信读者读过后,也会对著者缜密不苟的学术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

①　《红柳》1985年第6期,又收入《甘肃文史丛齐文宣帝时位至司空的侯莫陈相(“侯莫陈”

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是蕃姓),大误。②　侯安都事迹,见《陈书》卷八本传。本传介③　《古诗笺》成于清乾隆年间。现有上海古籍出

绍,侯安都于陈初位至司空,阴铿是侯府中的版社1980年版新排本。常客。在有的文章中,竟将“侯司空”当成北

　　作者　李鼎文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周蓉 校对　　小舟　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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