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

在阅读此书之前，很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当时的写作动机和所处的时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动荡的、混乱的，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显得模糊而朦胧，让人无所适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序）林语堂也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看到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当时从个人和周围人群对中国命运的焦虑和担忧中，林语堂却又以崭新的理论，探究了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了中国是伟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

诚挚的民族感情驱使着林语堂，让他迫切地感到有必要澄清淤积的历史偏见，主动担负起了客观评价中国的重大责任。从客观公正这个意义上来讲，林语堂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摆脱主观意识、既成观念，不受武断思想的左右，排除西方观点以及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干扰，完全“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的自序中，作者说道：“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可见作者创作此书的态度是相当坦诚直率的，既要揭露内在的真相，难免会触怒某些表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们虚伪的神经，让他们在被揭开伤疤后的灼痛中引发羞耻。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一个学者，作者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同时又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是中国的林语堂，也是世界的林语堂。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从两种“对立的忠诚”，即“对古老中国的忠诚”和“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的挣扎中跳出来，站在公正的高度上审视和评价中国及中国人的原因。赛珍珠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这样评价《吾国与吾民》：“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的骄傲，写的幽默，写的美妙，既严肃又

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假意的吹嘘和追捧才是对中国真正的亵渎，这种做法看似隐蔽却又的确丑恶得昭然。林语堂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弊端和流毒，将旧中国压在箱底的老古董都抖了出来，放在阳光下翻晒、筛选、杀毒。

林语堂在书中追溯了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他看到这是一个一度雄视世界的强大国家，并为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艺术文化和生活领域，过去的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令许多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这个曾经充满活力与斗志的民族却显得异常的漠然。整个国家的漠然引发了作者的思考，力求探究中国的前途，寻找中国 “成功地生存下去”的条件。

在该书的《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中，作者从民主性的角度粗略地勾勒了中华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括了好的品质也包括了一些很糟糕的东西。而且有些特点粗略看来并无大碍，甚至会被误认为是优点，但很值得细细的探究。依照林语堂的看法，中国人公认的“遇事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想就很要不得。在中国人中，这种品质被过分的发展了，从而演变成为一种“恶习”，对暴政的屈服和逆来顺受的普遍心理，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更为痛苦和艰难的境地。“遇事忍耐”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的家族制度，在当时“遇事忍耐”被曲解为“识大体”、“顾大局”的代名词，从而扼杀了个人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作者又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另两个特点：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狡，并对它进行了深入分析。“消极避世”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的弱点及缺陷；“超脱老狡”应该是一种较之“消极避世”更为“高明”的方法，故而大都掌握在阅历丰富、世故老成的人手中，是一种麻木不仁和自私心理的体现。

此外，书中还提到了“老成温厚”、“因循守旧”、“耽于声色”等特点。“老成温厚”给人以某种保持镇定的毅力，使人归于平静。同时作者就这一特点，从更深的层面挖掘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是社会的压力导致了“老成温厚”的产生。的确，世故的冷眼过早的浇灭了青年的积极向上的热情，使之丧失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和浪漫”。因此作者指明了这种老成温厚具有消极的一面。

在当时的中国，和平主义并没有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被推崇，然而它的确覆盖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思想，作者认为中国的百姓“永远厌恶战争”，并指出中国历来的内战都缺乏战争应该具有的真正意义，毫无值得夸耀的地方。

对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品质应该表示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而且尽可能地汲取生活中值得慰藉精神的东西。中国人又是幽默滑稽的，幽默可以让人从严肃的问题中得到放松。“滑稽”也是幽默，是一种“闹剧性的幽默”。但是滑稽在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却取代了严肃性，中国内战中的很多严肃的政治问题，看穿了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中国人的心灵》一章中，林语堂将“智力”摆在了首位，因为尊重脑力劳动者是中国文明的显著特点。作者对中国人的 “智慧”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因为在中国并不缺乏智慧，相反，过多的例如“超脱老狡”、“避世洁身”这样的“智慧”，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隐患。作者认为“女性化”在中国人心灵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似乎比较抽象，作者本人的话来解释，就是：“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可见这里的女性化并非指单纯的性别，而是指女性的某些思维特点，即局限于有形的世界，而反感对抽象事物的思索和分析。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心灵又是“缺乏科学”的。而且还习惯用情理作为思考和判断的准则，这是与严密的逻辑推演相对抗的，但却比后者更加尊重人性、更符合现实。此外，中国人的心灵中还包括了自觉、想象等思维特征。

在《人生的理想》一章中，作者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儒家实现）、道教和佛教思想，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中国人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吾国与吾民》的第二部分是“生活”。包括了《妇女生活》、《社会与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人生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六章。

作者在《妇女生活》一章，研究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家庭与婚姻”、“理想的女性”、“女子教育”、“恋爱与求婚”、“妓女与姬妾”、 “缠足”、“妇女解放”等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及问题。

在第六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作者回答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揭露了家庭制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具体探讨了家族制度所造成的“裙带关系”、社会腐败及“礼俗”等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等级问题，作者专门在“特权与平等”、“社会等级”等章节中做了剖析。作者分别从中国的城镇和乡村现状出发，引申出中国城镇存在的“官、绅、富”三位一体现象；中国农村社会“官、绅、富、匪”四大统治者。以及由等级观念和等级内平等观念对所造成的、具有权威性的“面、命、恩”三位一体的法则。此外作者还肯定了精神意义上的乡村制度，批评了几千年来虚伪的“仁政”思想。

在《文化生活》中，作者阐述了中国人对文化的划分，中国人的语言与思维，中国人对学术的盲目崇尚，中国的学府、散文、诗歌、戏剧、小说以及国内的文学革命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还分析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艺术家生活》通过介绍中国的艺术家、书法、绘画和建筑，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人生的艺术》包括了“人生的乐趣”、“住宅与庭院”、“饮食”、“人生的归宿”四部分内容。

在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中，作者以中日战争为出发点，探讨了日本失败的结局和中国发展的趋势及未来的前途，反映了中国对领袖人才的呼吁和寻求。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智慧的书，是一部思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的著作。中国究竟能否继续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想要得到一个令自己和大家都信服的理由，远非像砍瓜切菜那样来得轻松干脆。正如作者所说：“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

作者对中国的命运抱有足够的自信，始终流露出乐观的情绪，作者在书中说道： “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作者的自信不是盲目的，他的乐观绝非是没有根据。

《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的反响。赛珍珠誉其为“最真实、最深入、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美国的书评家 T.F.Opie甚至说： “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 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该书和林语堂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国内文学批评家、文学史研究者以及读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2.《中国人的精神》内容简介：晚清以来，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学贯中西、特立独行的“老怪物”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此书一出，轰动西方，后被译为多种文字。

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作者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

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在这部著作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从这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这些缺点中却又透露出几分可爱。

继而作者由此推论出中国人的第二种精神就是强烈的同情心，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强烈的同情心之中，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也是一种感觉的生活，这是由于中国人把身体作为一个有机体而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由于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感情的或受人类影响的生活，可能有时会被人说成忽视了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还谈到了中国的语言，作者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为什么外国人都觉得汉语很难学的一门语言，而中国的小孩子和普通人却觉得很容易，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用的是已经充满智慧的头脑，而不是用心灵，西方的语言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而中国的汉语则是心灵的语言。作者对中国人超群的记忆力给出了相同的解释，作者认为中国人还生活在像孩子一样的生活之中，具有意念的力量，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民族。作者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正

的中国人过着成年人的生活而具有孩子的心灵，也就是说，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孩子般的心灵和成人的头脑的人”。

既然讨论到中国人的精神，那么就无法绕开中国的文明，作者在把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进行比较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欧洲的宗教，使他们的心灵而不是头脑得到了满足，哲学使他们的头脑而不是心灵得到了满足。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作者也认为，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严肃的欧洲式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寺院和道观更多的是边缘化了的消遣娱乐的场合。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那就是儒学。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种哲学伦理体系，是可以代替宗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产生影响和教化作用的。事实上，儒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非宗教化，但是它却可以代替宗教发挥作用，它可以让人在没有宗教的时候做任何事情。作者阐述了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把孔子和西方古代的哲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当时的罗素和斯宾塞等人进行了比较，剖析了西方人引以为荣的自由、平等这些现代精神，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的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也就是哲学和信仰的冲突，这种冲突在2500年前的中国也发生过，是孔子用自己的思想学说构建起了调和这种冲突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基础，老庄试图摧毁这个基础，但并没有成功。儒学和基督教、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称他们为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会的宗教或国家宗教。作者认为儒学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给人以正确的国家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宗教。儒学其实不能称为宗教，而是一种做人的君子之道。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描述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其实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的性格特征，尽管不像某些人那么浓墨重彩，但无疑是准确而生动的，尽管其中充满着幽默的调侃，但也包含很多严肃的话题。书中浸透了辜鸿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

3. 尼克从中西部故乡来到纽约，在他住所旁边正是本书主人公盖茨比的豪华宅第。这

里每晚都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尼克和盖茨比相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尼克对盖茨比充满探究的兴趣。探究的结果是：尼克了解到盖茨比内心深处有一段不了之情。

年轻时的盖茨比并不富有，他是一个少尉军官。他爱上了一位叫黛茜的姑娘，黛茜对他也情有所钟。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盖茨比被调往欧洲。似是偶然却也是必然，黛茜因此和他分手，转而与一个出身于富豪家庭的纨绔子弟汤姆结了婚。黛茜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汤姆另有情妇。物欲的满足并不能填补黛西精神上的空虚。盖茨比痛苦万分，他坚信是金钱让黛茜背叛了心灵的贞洁，于是立志要成为富翁。几年以后，盖茨比终于成功了。他在黛茜府邸的对面建造起了一幢大厦。盖茨比挥金如土，彻夜笙箫，一心想引起黛茜的注意，以挽回失去的爱情。

尼克为盖茨比的痴情所感动，便去拜访久不联系的远房表妹黛茜，并向她转达盖茨比的心意。黛茜在与盖茨比相会中时时有意挑逗。盖茨比昏昏然听她随意摆布，并且天真地以为那段不了情有了如愿的结局。然而真正的悲剧却在此时悄悄启幕。黛茜早已不是旧日的黛茜。黛茜不过将她俩目前的暖昧关系，当做一种刺激。尼克终于有所察觉，但为时已晚。一次黛茜在心绪烦乱的状态下开车，偏偏轧死了丈夫的情妇。盖茨比为保护黛茜，承担了开车责任，但黛茜已打定主意抛弃盖茨比。在汤姆的挑拨下，致使其情妇的丈夫开枪打死了盖茨比。盖茨比最终彻底成为了牺牲品。盖茨比至死都没有发现黛茜脸上嘲弄的微笑。盖茨比的悲剧在于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编织的美丽梦想，而黛茜作为他理想的化身，却只徒有美丽的躯壳。尽管黛西早已移情别恋,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却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重温旧梦。人们在为盖茨比举行葬礼，黛茜和她丈夫此时却早已在欧洲旅行的路上。不了情终于有了了结。尼克目睹了人类现实的虚情寡义，深感厌恶，于是怀着一种悲剧的心情，远离喧嚣、冷漠、空洞、虚假的大都市，黯然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