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的文化内涵 6

1985年8月，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28集电视剧《四世同堂》被搬上荧屏，创下当年收视率高峰。时隔24年，在一波又一波的经典重拍的浪潮下，今年4月28日，该剧再次被搬上荧屏。《四世同堂》是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但作品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的血雨腥风，而是以北平西城一条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古都沦亡的缩影，以其居住的十几户人家作为当时整个国家的折射，反映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及心态。其构思宏大开阔，时空跨度大，内容深刻丰富，人物形象众多而生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改编成影视剧的两个版本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旧版地道的京味语言，李维康、李婉芬等演员的精湛表演，在观众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版的语言缺乏京味，演员“包租婆”元秋的加入，服装的时尚元素，男女主人黄磊、蒋勤勤的偶像气质，都成为观众质疑的对象。被搬上荧屏的文学作品，不仅应该具有原著的精神，更应该包含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个人理解，因而不同版本的改编对作品的阐释也就具有差异。况且，时代的发展，也决定了改编的视角不同，观众的审美和文化诉求也有着相应的变化，如果观众仍然拿旧版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新版的价值成败，往往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在褒贬不一的讨论声中，观众过多地关注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原著所反映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其实两个版本的改编都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品质，即从道德与文化的层面表现战争，在战争中反思民族文化。这才是衡量作品改编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家国矛盾的悲情演绎

“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礼教的堡垒，它容纳了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等诸多内容，其中包括四世同堂的家庭观念。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模式，其特点是完整性与延续性。这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忍辱负重的“崇善”习惯，积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一方面，它有着传统儒家克已礼让的美德，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中庸、保守、软弱、自私的劣根性。对于“家国同构”的神话，老百姓可能只看重眼前的家庭利益，而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淡泊。一旦战争对家庭的完整和延续造成危机时，家国的矛盾就会日益彰显出来。

《四世同堂》反映的正是战争背景下的家庭命运，抗战对家庭完整和延续所造成的威胁是整部剧作矛盾冲突的一个基点。四世同堂的祈家从曾祖到重孙四代人，互相谦和、忍让，遵循长幼之爱，兄弟之情，夫妻之礼，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典型的传统特点。残酷的战争打破了这种融洽的关系。“守着家”而“忘了国”的祈老人，最初认为用填满石头的大水缸顶住家门就可以把侵略者隔在门外，最后他抱着孙女的尸体声讨日本人。心系油盐酱醋家庭琐务的长媳韵梅，也对日本人的罪恶行径产生愤怒。

北平沦陷，血与火的斗争，终于使老中国的良民们意识到“失去国，焉有家”的道理，在亡国苦水的煎熬中他们觉醒了。

知书达礼的瑞宣是家国矛盾最集中的体现者，他受过新式教育，是一个热血爱国的知识分子，担忧着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对横行霸道的侵略者，他满腔愤怒；对求荣的汉奸，他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同于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逃出北平参加抗战的瑞全，作为封建大家庭的长子，他肩负着家庭的重担，不得不在敌人的刺刀下一次又一次忍耐与克制。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深深自责与反省，埋怨自己不能上场杀敌，承受着心在抗战身在家庭的之苦。他没有像旧国民那样苟且、麻木、保守、懦弱，但他又不能像瑞全那样完全走出家庭，他的身上体现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善良与软弱，散发着浓浓的悲剧气氛，却也寄托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经受了心灵炼狱考验之后的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祈老人忧虑过不了大寿开篇，以瑞宣对爷爷大寿的乐观预言结束，这个家庭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经历了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坚强地保持了它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家国矛盾的悲情演绎是对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二、市民世界的丰富呈现

《四世同堂》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它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几户家庭、近百个人物，囊括了

老派市民、正派市民、洋派市民和城市贫民四类形象。

祈老人是老派市民的典型，他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保守、闭塞，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忠实地按照传统礼教习俗办事。这类市民身上保有着正派、善良的一面，当战争打破一切常规时，苟安的生活哲学行不通了，他们也能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正派市民包括钱默吟、祈瑞全等者。钱默吟也是理想的化身，他本来是个纯粹的旧知识分子，战前只知道浇花、画画、看书、吟诗，战后北平沦陷，二儿子殉国，他被捕入狱，妻子自杀，一时间家破人亡。狱中非人的折磨并未将他，出狱后，他走上了复仇之路，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转变体现了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洋派市民是最具有喜剧因素的一类，包括冠晓荷、大赤包、祈瑞丰、胖菊子、蓝东阳、丁约翰等。冠晓荷是旧时代的小官僚，满脑子里想着过官瘾，为此他不择手段，可以置亲人于不顾，利用女儿，巴结日本人，妻子被捕，他认为是误会，小女儿招娣当了特务，他欣喜若狂，对大赤包的死，他还认为是误会，最后他饿倒在街头，被日本人活埋，临死还不醒悟。大赤包惨死狱中，祈瑞丰被暗杀，蓝东阳被吓死，这类洋派市民在追求享乐生活、出人与良心中最终走向了毁灭。城市贫民包括小崔、小文夫妇等。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扎在城市底层，外面的风云变化与自己无关，小文夫妻沉醉于艺术世界而不问世事，最后却一步步被逼

上反抗的道路以致牺牲了生命，这类人物身上充满着悲剧色彩。

丰富的市民世界还包含着四种婚恋模式：第一种是传统婚姻，如祈天佑夫妇、钱默吟夫妇、李四爷夫妇等，他们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有着和谐幸福的一面。第二种是新时代的旧派婚姻，如瑞宣夫妇、长顺夫妇，他们内敛含蓄，有着情感交流，但这种婚姻仍然从属于传统的婚恋模式。第三种是自由婚恋，如瑞丰夫妇，瑞全与高娣的爱情，他们的婚恋建立在真正自由的基础上，但结局显然有所区别。瑞丰夫妇的结合虽然建立在自由爱情上，但对金钱与享乐的欲望，使得他们的情感脆弱不堪。而瑞全与高娣的恋爱、结合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他们代表着祈家的新生，也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新生。第四种是功利婚姻，如大赤包与冠晓荷建立在财富交换基础上的婚姻，招娣与李空山的欲望交易，胖菊子与蓝东阳的利益媾和。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婚恋模式，反映了人性自私狭隘、荒唐可厌的一面，最终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三、含泪的微笑

《四世同堂》对历史进行的微观化与人性化处理，使我们看到的是日常、零碎的体验性的成长与蜕变过程，我们觉察不到真正的历史事件，如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上海战役等等，但我们能感受到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各种人物的真实心灵。这样，避开对残酷战争场面的描写，将战争虚化为一种背景和氛围，而重点表现普通市民在战争中的精神沉浮，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震撼

人心的艺术审美力量。消解宏大的历史主题，将重心移到零碎的生活，使严肃、悲壮的历史以一种喜剧的、日常的面目表达出来，这样就将历史与个人结合起来，使整部历史微缩成感性的个人的历史，而在这部感性的个人的历史中，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气息的大都市，经济上落后、封闭，地位上是三朝皇都，这样使得北京文化具有保守、愚昧和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特点，老北京的市民也自然普遍有着苟且偷安、妄自尊大的心理。无论是祈老人的保守苟安，还是冠晓荷病态的官瘾、大赤包的奴颜婢膝，都是老北京文化熏陶下的产物。当我们看到瑞宣在理智与感情、忠与孝之间承受心灵折磨时，我们感到深深的悲哀；当我们看到祈老人认为只消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成亡国奴了还想着自己的生日时，我们感到可笑；当我们看到招娣、瑞丰等胡同纨绔子弟为追求享乐而自甘堕落时，我们感到惋惜；当我们看到冠晓荷、大赤包巴结日本人、甘做走狗的丑恶嘴脸时，我们会为他们的荒唐举止而捧腹大笑，但笑之余，又不禁一声长叹。鲁迅说“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四世同堂》要撕破的正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劣根性面纱，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淘汰旧有的、保守的一切，市民文化的破产使他们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浪潮前，好与坏、善与恶，都将终归于沉寂，这使得我们在品味《四世同堂》的文化内涵时，多多少少会留有一丝无奈与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