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闲散青少年的社区服务模式研究

城市闲散青少年的社区服务模式研究

以增权为视角，根据城市闲散青少年在个体、人际交往、社会参与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闲散青少年的群体增权的发展模式，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优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完善社区服务评估机制等举措，结合闲散青少年的社区增权重点，全面提升闲散青少年的社区服务水平。

标签： 闲散青少年；增权；社区

增权是增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增权概念的价值取向在于引导个人、家庭、社群和社区采取乐观的态度，积极参与决策和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个体增权强调案主个人生活技能的掌握、自我效能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提升；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是指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积极的影响，实现相互间自我权力和能力的提升的过程；社区参与层次的增权是以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出现，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1 现阶段我国城市闲散青少年的群体增权模式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弱势群体的增权模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可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模式。但在实际的过程中，弱势群体增权模式的选择往往受到多方面要素的制约。根据西方成熟的社会工作理论，弱势群体的增权模式主要有个体自身的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的增权两大模式。

1.1 个体主动模式。“个体主动模式”强调个人在增权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其假设前提是权力存在于案主之中，而不是案主之外；增权并非“赋予”案主以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增权的关键在于个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果个体没有增权意识，不想改变现状，任何人的帮助都是无能为力的。闲散青少年由于标签化的影响以及长期受到负面评价，不够自信，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优点和技能。因此从优势视角出发，挖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了解自己，建立自信。鼓励闲散青少年迎接挑战，面对最熟悉的新环境，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做好心理调节，提升案主的自信心，使得他们更清楚地看清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提高他们抗击外界诱惑的能力，增加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让案主在自我审视过程中认识到正确的方法和价值观才可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而对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做出重新的定位。在调查中发现，有一部分的闲散青少年愿意继续求学深造，并且渴望的求学途径各有差异。通过对闲散青少年的就业技能培训，采取各种方式吸引闲散青少年接受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帮助他们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全面提升自我能力。

Gutirrez等认为“权力赋予人们影响其生活过程的能力、和其他人共同控制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加入公共决策机制的能力”。因此，从增权理论来看，闲散青少年帮扶工作的真正核心是发挥闲散青少年思维上的主体性和实践上的参与性。

1.2 外力推动模式。在探讨增权理论的的权力观时，Gutirrez等特别强调增

权过程中外部力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张通过外部的社会支持网络作用，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消除负向的自我效能感，以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以社区为依托、整合社区资源。依靠社区的力量，整合社区的各方面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质资源。包括青少年在社区开展各类活动所需要的包括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在内的基本的活动场所。二是人力资源。包括能对青少年进行帮教和感化的社区群体。如由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等组成的“老”队伍，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社区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组织资源。既包括能够组织青少年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如教育行政部门、社区学院，社区学校，也包括能发挥组织职能，直接参与青少年校外教育，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优质外部环境，如区域内的共建单位。四是人文资源。包括小区内的文化风貌、生活习俗，这些都能对小区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包括散落于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名人，可以发挥名人的专业特长和社会效应在社会区中的作用，在名人的感召下激发社区成员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社工的介入下，将这些资源整合，为社区内的青少年服务。基于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发挥辖区企业多的资源优势，和辖区企业建立用工信息双向反馈与双向联系机制，多方向开发用工岗位，以解决闲散青少年信息来源少、渠道窄等问题。对闲散青少年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多向就业。其次，对辖区内闲散青少年进行评估，对于家庭有困难的青少年提供救助服务，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如下专项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医疗救助、就学救助、住房救助和法律援助等，切切实实为闲散青少年解决问题。此外，闲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良文化，社区需要对辖区内中低级文化娱乐场所进行监管。社区内的活动场所，需要符合和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将他们从不良的娱乐场所中吸引回社区，同时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形成自我管理小组。与此同时，还可以深入挖掘NGO、高校、志愿者等社会资源，以社区为载体，构建立体化服务模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增强社区建设合力。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性、公益性、非政府性等特点，在新时期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存在着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促使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它源于社会、面向社会，最终实现服务于社会。政府的民生改善现阶段只体现了保基本、无差别和广覆盖上，对于一些社区特殊性的需求，政府是显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然而，社会组织是可以弥补这个空白的。因此，在面对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上，社会组织有着先天性的优势，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也将有利于社区治理，对闲散青少年的工作事务也有莫大帮助。

2 城市闲散青少年服务的社区增权重点

增权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增强社会正义和减少社会不平等，改善闲散青少年群体的参与、表达意识，优化社区资源结构，为闲散青少年的增权尽心尽力。

2.1 完善青少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大陆社工的職业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社会工作者持证率不高，专业化程度低，社会对于社工的概念辨识不清，会与居委会、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相混淆。而在港台地区，社工这一行业已相当纯熟，专业化职业化程度高。对于从事相关工作的社工，需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考核通过后才能持证上岗。内地应借鉴港台地区的先进经验和理念，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为青少年事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

源。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治理机构制度体系，培养好、发展好社会工作人才，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隊伍并纳入当地的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之中，提升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广纳贤才，重视青少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使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受人理解和尊重。加强社工的技能培训，提升自我竞争力。组织社会工作者进行职业水平考试，检测其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水平；不过，政府也需要像对待老师、医生等清晰定位和解释专业社工的地位、职业，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建立工资绩效反馈评估机制，提高社工的工作效率。为了让社区治理事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该建立有关闲散青少年事务工作的调查反馈及评估的制度。一方面，绩效工资直接与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关，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积极性，改善在社区内办事拖沓的现象，对青少年事务工作的效率更高；另一方面，绩效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不断改善工作方法，明确定位。此外，这也是对社工的工作能力的肯定和尊重，对社区闲散青少年事务发展有着积极意义。2.2 对闲散青少年的社区服务进行统一规划、综合管理。

目前社区青少年工作由多个政府部门多重管理，无统一的管理部门去管理，导致了社区青少年工作效率低，社区青少年对社区工作感到不满意。因此，对社区青少年服务需要进行统一规划与监督管理，建议设有专业社工服务点的资源统合起来，在民政系统下设置一个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查询与咨询的平台， 更方便市民对所需服务的查找与使用。在社区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凝聚社区各种力量，形成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合力，推动社区和谐发展。打造品牌就是积极打造社区管理与服务品牌。每个社区可以根据自己社区的具体情况，围绕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或居民的主要需求，打造一些社区管理与服务品牌，以品牌促效率。

2.3 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发展取向的青少年社会政策。

闲散青少年是违法犯罪的比例逐年升高且有低龄化趋势，针对这个现象，社区工作者需要在社区内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然而，对于闲散青少年的法律规范，在我国是非常欠缺的。对于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是具有宪法依据的：《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处于“三失”状态的闲散青少年亟需需相关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权益以及规范他们的行为。从上海的相关经验来看，比如社区办的设置、阳光中心的成立。这些都形成了规范性的文件和政策，对闲散青少年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然而，这些经验仅仅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并没有涉及到法律层面，在实施的效果上大打折扣，难以形成刚性的规范以及约束作用。因此，有关闲散青少年的法律法规亟需完善建立，让工作的开展更加的有法可依。

3 结语

增权理论不是否认人的客觀存在性，而是更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看成是具有多种价值存在的主体，从更多的社会维度去理解和解释人的行为。通过增强闲散青少年的权力使其能够主动将自己的生活融入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

会变迁，去实现社会正义并给予闲散青少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平等，是增进闲散青少年社会认同感、团结意识、互助意识的重要纽带，还是促进社会稳定、防范社会分裂的坚固防线。建立闲散青少年立体化的社区服务模式，合理有效地挖掘与分配社会资源，积极培育青少年社会组织，健全青少年社会政策法规，全方位满足闲散青少年的基本诉求，最终实现闲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张鑫，2013，《特大城市中闲散青少年服务管理模式探究：家庭关系修复视角》，中国青年研究。

[2] 王成超，2011，《关于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理论探讨》，农村经济。

[3] 屈琦、田超，2010，《社群隔离与闲散青少年犯罪》，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4] Judith A. B. Lee，2001，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Build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 范斌，2004，《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

[6] 周會敏，2008，《增权理论与传统社会工作理论之比较与反思》，东华大学学报。

[7] GUTIRREZ L M，LEWIS E A. Empowering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 GUTIRREZ L M，DELOIS K A，GLENMAYE L， 1995，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 Building on Practitioner - based Knowledge， Families in Society.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3SJB840010）